編者按：本文為林先生接受《東方早報．上海書評》記者安迪的訪問，原刊十六日該報（被刪十餘字）。
□ 安迪 ■ 林行止
□ 張五常教授說《信報》是中國盤古開初以來的第一份有學術性的報章，三十五年前您創辦《信報》時，心中是否有一個模式，是想辦成中國的《華爾街日報》或《金融時報》？
■ 張教授說話素有語驚四座的本事，那意味當中難免會有誇張之詞。
當年主理《信報》編務，我很注重經濟學界的研究與現實之間的關係；報導西方經濟學界動態，推介他們研究的命題，那些只在學報出現的論文題材，我們都樂於涉獵，種下《信報》薄有學術性質的印象。
《信 報》內容向以金融經濟為主，讀者對象除了是投資者、生意人外，我們也設定了他們是珍惜時間的忙人（A newspaper for businessmen and busy people），所以一直緊守精簡報導、扼要評論的路線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和《金融時報》是我經常閱讀的報刊，當中自有可供借鑒、給我以種種啟發的特色，可 卻並非當初追求並加效法的模式。兩份報刊之成功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正是珠玉在前，《信報》若加仿效，再真切，也是抄襲膺品，沒有本身的生命，加上文人辦報要 自知量力，從來不敢忘記小本經營的局限，哪來模仿英美兩家百年老店的財力和物力？硬是有樣學樣，一是沒本錢，二是無勝算，所以從來沒有想到把它辦成 《華》、《金》模式。
立足香港，《信報》雖然在國內也有一些讀者，可是要到國內省市發行，恐怕還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成事；說我們早便立定主意 把它辦成中國的《華爾街日報》或《金融時報》，那與實際豈不太有距離！到今天為止，《信報財經新聞》仍然只是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裏一份尊重知識、重視思 想、內容專攻經濟金融政治文化、形象正派的報紙。
□ 《信報》創刊的一九七三年，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是怎樣的？《信報》對三十五年來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什麼作用？
■ 當時香港仍是受制於英國人的殖民地、一個以輕工業產品出口為主導的商埠，政經勢力主要集中在只佔人口不足五個百分點的洋人手裏；中英文報刊的格局路線，大 異其趣。那時中文報刊的經濟新聞，多數局限在船期貨運和商品報價等等與貿易相關的訊息上，沒有什麼深入的財金資訊和形勢分析。
遠東證券交易 所（一九六九年）與金銀證券交易所（一九七一年）的相繼成立，二者為香港華商提供了遠較過去容易的集資渠道，華商勢力崛興的趨勢，使向來壟斷香港政經實力 的洋商政要不能再視若無睹。而華商的乘勢而起也須開闊視野，吸收人家的經驗，廣納中外見識。《信報》從開始便以香港整體發展為出發點，立意突破華洋勢力不 相聞問的隔閡。
《信報》創刊時，宣傳開銷少之又少，當中很大一筆用在《南華早報》（香港最暢銷的英文報章）的廣告上，我還記得那廣告的標語 是：「Want to know what the Chinese think? Read Chinese or hire a translator……」；翻成中文是「想知道中國人的想法？閱讀中文或聘請一名翻譯─請訂閱七月三日創刊的信報財經新聞！」當時《信報》除了側重提供 企業經營和個人投資的財務資訊外，也有頗大篇幅報導傳統華商勢力範圍以外的商情洋務，訪問很多旅居香港的洋商政要。不少洋人機構和政府機關後來都有專人翻 譯《信報》及其他中文報刊的經濟評論，令員工知曉「華人的想法」。《信報》也有長時間聘請洋人當記者的紀錄，對同期的中文報刊而言，也是新鮮事。
三 十多年前香港華人另有今人或許不甚理解的現象，就是商人地位不高，很多人對錙銖必計的生意經營仍有嫌其銅臭的殘餘頭巾氣。《信報》推舉商人的社會價值，對 工業家的心力識見尤其敬重，指出他們對就業和提高社群生活質素方面大有功勞，政府應該帶頭正視並加表揚，這種針對當時商人未能得到適當尊重的論調，很快便 使《信報》被人劃為專替商人說話、偏幫商人利益的「生意人報紙」。不過同時間，我們的副刊內容卻被客觀認同為最具文化氣息且有水平，於是我們又有一幫來自 學術文化界別、標榜只看副刊、不看財經版的讀者。
《信報》之前，香港中文報章並不注重個人理財方面的研究和資訊；由於認識到個人理財得當是 獨立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環，而獨立人格則是彰顯自由選擇可貴的根本，所以從創刊之始，便在投資學上重下工夫，向讀者推介各種分析股票的方法和評估走勢的圖表 技術；在公司數據可以發揮參考作用的基礎上，我們不鼓勵聽取貼士的輕率「投機」，鼓吹透過研究、經過計劃思量的慎重「投資」。
時移世易，三 十多年過去，香港仍然不失為一個華洋雜處的城市，不過外商權勢明顯消退，本地政商勢力全面抬頭，香港亦從一個相對樸實的出口主導商埠，變身為流金耀眼、什 麼都是錢作怪的金融重鎮，箇中進退得失，《信報》不但經歷其中，且有參與的角色，作用多大，影響多深，當事人說不上來，旁觀的，也許看得比較客觀。
□ 你一直堅持文人辦報的傳統，作為一份經濟評論的報紙，不可避免地要與政界、商界發生關係，而這個又會影響報紙的經營。您是如何處理與政界和商界的關係的？
■ 文人辦報的傳統到底是怎的一回事，我說不出所以然，只知道從開始辦報至今的幾十年間，完全無意卸下文人寫作不輟的職份。
一份報紙的影響力有多深，其受地域、民風、語言的限制有多大，辦報的人，心裏沒底；相比之下，文人因為相信文字而透過文字發揮或多或少的影響力，那份執着倒易使自己感覺踏實。
如 你所言，長期撰寫評論，不免會有政商人士的約會，由於自己生性內向，不擅交際，所以總是盡量推辭，或由同事代表應約。出於人有見面之情的考慮，而評論時 事、針砭時弊卻要有立足於客觀理性的基礎，為免人情瓜葛妨礙判斷，我與權貴一向沒甚交往；偶有迴避不了的接觸，也會提醒自己，當權在位者永遠不會把傳媒人 當為朋友，而傳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與他們攀交論道，當中那份自我疏離的寂寞是一種強烈的感覺；不過，對於需要保持清醒冷靜的評論工作者而言，耐得住某一 程度的寂寞是有必要的。
人際關係不止一端，假如先有交情的朋友當了權、上了位，下筆議論便會為力求客觀而倍感艱難，為了大家好，稍為疏遠實有必要。所以我在新聞界數十年，政商界朋友不多，即使有，那份交情也不是在他們得勢當權之時發生！
須耐寂寞以外，當年主管編務，內容取捨，感性的同氣相求是多數編者的自然傾向，我怕意識偏狹影響《信報》內容，所以曾有長時間刻意地不順着個人興趣閱讀書刊，着意網羅意見不同的作者，辦報於我絕非湊興湊趣，又見一端。
□ 許多香港學人都說過，《信報》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一支筆桿子，指的就是你三十五年來從不間斷的政經短評和專欄；科技大學的鄭樹森教授說你的文章背後有兩大信仰，「經濟上是不干預的自由市場運作，政治上是獨立意志、自由選擇的個人主義。」
■ 從未間斷寫作是事實，至於說我文字背後的兩大信仰，還要稍添說明。
一 是有關不干預的自由市場運作。其實大家都知道市場總有若干規範和限制，沒有絕對沒規沒矩的為所欲為；僅說信奉不干預，不夠清晰，所以比較認同港英時代夏鼎 基爵士（先後當過香港的財政司及布政司）所說的「積極性不干預」，對市場的不干預須加上「積極性」，才算到位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屬於市場範圍的事，政府是有 知覺有意識地克制，非必要不會過問，卻非撒手不理，只是積極地少出手，這即是說，有形之手不要過分干預無形之手的運作。
關於對我在政治上的說法，我有補充和反問─
政 治是眾人之事，而理想的政治，往往是以謀求最大共識為取向、以最多人的利益為依皈，由此看來，獨立意志與政治拉不上什麼直接的關係，只有伸延到政治言論的 立場時，才有獨立意志的講究。在我來說，維護獨立人格、尊重個人意願、支持自由選擇，全是做人的根本，沒有的話，做人的價值便含糊了。這樣的價值觀到底算 不算是政治傾向？中國早有「立己立人」的思想，我是更重「立己」而已，那又算不算是個人主義？
□ 最近美國發生了因次按風暴而引發的經濟危機，有人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，前不久有報紙報導，說您在經濟觀點上已改宗社會主義，我想聽聽你對美國這次經濟危機的看法，以及你個人的經濟觀點是否發生轉變。
■ 我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念並無改變，但是對於人們濫用自由不惜破壞秩序、為害公眾利益而感到沮喪。美國次按風暴所引發的世界性危機，是信貸機制給人鑽空，是人們過分貪婪、公共約制相對不足而闖下的大禍。
近年全球貧富兩極情況嚴重，使我對資本主義、市場經濟的局限，有了更深的體會，並曾發而為文，那是個人的社會意識裏的一份知覺，把它看成改宗社會主義便屬神經過敏、且與事實不符了。
事實上，政治、經濟，各有分工，觀察思考相關問題數十年，服膺市場自由運作的信念依然堅定，因為從勞動回報、生產消費、求財牟利的角度看，愈少政府干預的市場愈富生機是不爭之實，中國實施經濟開放換來的成績，便是眼前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市 場不是一人之功，牽涉群體運作，再自由，也要在制度和紀律之下運行，擁護市場、主張不干預的自由主義者，不是白癡地以為防止政府干預便萬事大吉，他們只是 認識到，為免外行領導內行，行規 （業商自律）足夠的話，便不要政令，而非要有政府政策的話，能夠制約運作不致出軌的起碼規限便已足夠，再多的話，便會妨礙市場發展的生氣。
所有見用於世的理念，無論是經濟或是政治方面的，未經實踐之前，都有想來美好的境界，是為理想，可是一旦實行起來，往往便有不足或者過猶不及的弊端，那是現實。
對 於那些出於自願，為求成全「大我」而犧牲「小我」的人，我會肅然起敬；可是一個為求「大我」而罔顧「小我」意願的政治制度或生活環境，便會令我不寒而慄！ 藉口「大我」，不守護獨立人格，不尊重個人意願，不理會自由選擇，那麼做人還分什麼你、我、他，還有什麼做人的趣味和意義？我不會改宗社會主義，因為社會 主義裏的「大我」影子掩蓋「小我」；而我向來堅信，人是先要有「小我」的獨立人格，其顧及「大我」的社會人格才會健全、提升，否則便只是渾噩茍活的行屍走 肉或盡受他人驅使的人間傀儡。
□ 《信報》在股權結構上已經發生變化，你和林太太也將逐漸淡出《信報》，你覺得《信報》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，您個人又有什麼新的打算？
■ 作風因人而異，我和太太徹底退出報館工作後，《信報》必然會因主事人之不同而生出種種變化，我們期待的，自然是健康茁壯的改變；其實從決定出售股權對象的那一天起，我和太太便以播下一顆種籽的心情迎接未來。
我沒有什麼新的打算，不拘一格的繼續寫作外，「行山」、旅遊、看書、聽音樂、玩玩樂器（背樂譜有助強化記憶力）之類的生活不變，但是會有調節。耆老之年，如今及時行樂與弄孫為樂的心情，已經遠比評論時政的意欲來得高漲。
《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