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行止專欄 2008/1/21
一、 若問去周有什麼重大新聞，筆者的答案是，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兼主任（同時為本港科大經濟學教授）林毅夫教授獲世界銀行聘請為首席經 濟學家（Chief Economist）。這一方面說明了林教授的學力獲國際確認（這從一九九七至二○○○年任此職的美國經濟學家史特格列茲二○○一年獲諾獎，可見其地位之 重要）；一方面應和中國積極關心國際事務且其發言權日受重視有關。對於世銀業務，中國的參與已趨積極，現在她不只是主要債務國之一，自從去年底開始，中國 還成為按照份額攤佔費用的贊助者。介紹林毅夫的經濟學，曾是其同事的本報主筆練乙錚和本報「經濟觀點」欄作者中文大學唐方方教授才是適當人選。
林正義一九五二年生於台灣宜蘭，七八年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旋入伍，但翌年五月便從金門游水偷渡至福建「起義」，迅速入讀北京大學並改為現 名；他於八二年獲北大經濟學碩士、八六年得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。林氏這種複雜學術背景，令他和筆者見面擘頭第一句便是：「我在芝大只學他們的方法論！」 林氏在芝大的具體學習情況筆者完全無知，不過，他的心得肯定不僅僅限於方法論。芝大秉承奈德（F. H. Knight, 1927-1955在芝大任教）、溫納（J. Viner, 1925-1946）、西蒙斯（H. C. Simons, 1927-1946）、史特勒（G. J. Stigler, 1960-1986）、佛利民（M. Friedman, 1948-1979）、高斯（R. H. Coase, 1964-1979）和貝加（G. Becker, 1970-）絕對相信市場、反對讓政府這頭巨靈壯大即要真正小政府的學說，同時堅信理性人無時無刻不在追尋個人最大利益，當然，貨幣主義亦為其「招牌學 說」之一。這種學術傳統，令芝大成為全球自由經濟學說的重鎮。市場主導的經濟學，的確可提高政府、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效益，對世界經濟進步貢獻良多，這正是 芝大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多學府的根本原因。
芝大對林教授的影響是很深刻的，不過，他並未因此「皈依」市場經濟。林氏服膺李嘉圖的比較利 益（advantage）理論（亦稱比較成本法則〔Law of comparative cost〕），因此，他不主張在資本短缺、勞工過剩的國家提倡發展重工業，這即是說，這種條件較宜發展勞工集約的中間性技術行業，把重工業交給已積聚巨額 財富（和技術）的國家；林氏又認為政府的首要功能應在掃除一切障礙營造一個「公開、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」。這些看法，和芝加哥學派一脈相承。
不過，林毅夫能夠在北京如魚得水地工作、生活以至獨當一面，單憑芝大的一套是不行的。林氏是主張政府在適當時刻應介入經濟活動的。林氏指出當經濟持續發展 時，政府必須「勸服」企業發展「有前途」的工業，因為企業經營者也許缺乏識見、不願冒險或擔心研發費太高而不敢闖進新科技世界，政府因此可考慮在政策上甚 至以津貼形式鼓勵企業這樣做。
這種做法當然與「小政府」理念背道而馳，以西方國家的經驗，政府挑選工業（和工業家）鑄成不少錯誤（記得哈佛的波塔〔M. Porter〕教授八十年代出版的《競爭的優點》有專章剖析政府多如牛毛的失敗事例）；但在政府萬能、領導英明的國度，這種主張是大有市場的。
眾所周知，經濟學家雖非行政性工作，更無決策權，但經濟研究是決策的重要參考，如果林氏把促致中國經濟成功的方法引入世銀研究報告，意味中國的經濟價值 將左右各國特別是非洲窮國的經濟發展趨向，這當然強化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！林氏的新任命對中國有一定意義─意義比陳馮富珍當上世衞總幹事大！
二、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本欄以〈都是格林斯平惹的禍！〉為題，顧題知意，內容不必重複；文章見報後接獲三數讀者來函，提出不同見解……。筆者的看法周日獲 得「平反」。今年九十三歲、因為和佛利民合作撰寫《一八六七─一九六○年美國貨幣史》（和其他二本書及五篇論文）而名重公卿士林的安娜．舒華茨（Anna Schwartz, 1915-），終於打破沉默，接受倫敦《星期日電訊報》訪問，嚴詞批評格林斯平，要他對當前這場次按危機負責（must answer for）。舒華茨指格林斯平的「原罪」是在二○○三至○四年六月把聯邦基金利率壓低至一厘，在科網泡沫爆破後二年仍不把利率提升回市場水平，「等於聯儲局 鼓勵所有的投機活動！」 舒華茨女士一九四一年起便在國家經濟研究局（ＮＢＥＲ）紐約分局任職，是受各方尊重的學者，她痛批格林斯平，並非一時衝動，而 是學者理智之言。她和佛利民合撰那本書，便是以大量數據證明聯儲局錯誤政策導致三十年代大蕭條！
舒華茨指出，聯儲局必須對國人清楚交代經濟實況，同時承認本身的缺失並馬上糾正；如果格林斯平稱職，次按問題早已胎死腹中。
作為必須嚴守政治中立的聯邦儲備局主席，「最大罪行」是被斥責「協助政客遂其政治目的」。舒華芝雖然沒有直接指斥格林斯平為政客服務，但她的矛頭直指格林斯平失職，彰彰明甚。
在經濟環境許可下不斷減息，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，是不言而喻的；但在經濟強勁時仍不「收韁」，當政者自然歡迎，卻因此種下過度借貸、過度消費、過度投資，終於闖下大禍。舒華茨要格林斯平對當前的困亂之局負責，是大有道理的。
《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》
一、 若問去周有什麼重大新聞，筆者的答案是，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兼主任（同時為本港科大經濟學教授）林毅夫教授獲世界銀行聘請為首席經 濟學家（Chief Economist）。這一方面說明了林教授的學力獲國際確認（這從一九九七至二○○○年任此職的美國經濟學家史特格列茲二○○一年獲諾獎，可見其地位之 重要）；一方面應和中國積極關心國際事務且其發言權日受重視有關。對於世銀業務，中國的參與已趨積極，現在她不只是主要債務國之一，自從去年底開始，中國 還成為按照份額攤佔費用的贊助者。介紹林毅夫的經濟學，曾是其同事的本報主筆練乙錚和本報「經濟觀點」欄作者中文大學唐方方教授才是適當人選。
林正義一九五二年生於台灣宜蘭，七八年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旋入伍，但翌年五月便從金門游水偷渡至福建「起義」，迅速入讀北京大學並改為現 名；他於八二年獲北大經濟學碩士、八六年得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。林氏這種複雜學術背景，令他和筆者見面擘頭第一句便是：「我在芝大只學他們的方法論！」 林氏在芝大的具體學習情況筆者完全無知，不過，他的心得肯定不僅僅限於方法論。芝大秉承奈德（F. H. Knight, 1927-1955在芝大任教）、溫納（J. Viner, 1925-1946）、西蒙斯（H. C. Simons, 1927-1946）、史特勒（G. J. Stigler, 1960-1986）、佛利民（M. Friedman, 1948-1979）、高斯（R. H. Coase, 1964-1979）和貝加（G. Becker, 1970-）絕對相信市場、反對讓政府這頭巨靈壯大即要真正小政府的學說，同時堅信理性人無時無刻不在追尋個人最大利益，當然，貨幣主義亦為其「招牌學 說」之一。這種學術傳統，令芝大成為全球自由經濟學說的重鎮。市場主導的經濟學，的確可提高政府、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效益，對世界經濟進步貢獻良多，這正是 芝大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多學府的根本原因。
芝大對林教授的影響是很深刻的，不過，他並未因此「皈依」市場經濟。林氏服膺李嘉圖的比較利 益（advantage）理論（亦稱比較成本法則〔Law of comparative cost〕），因此，他不主張在資本短缺、勞工過剩的國家提倡發展重工業，這即是說，這種條件較宜發展勞工集約的中間性技術行業，把重工業交給已積聚巨額 財富（和技術）的國家；林氏又認為政府的首要功能應在掃除一切障礙營造一個「公開、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」。這些看法，和芝加哥學派一脈相承。
不過，林毅夫能夠在北京如魚得水地工作、生活以至獨當一面，單憑芝大的一套是不行的。林氏是主張政府在適當時刻應介入經濟活動的。林氏指出當經濟持續發展 時，政府必須「勸服」企業發展「有前途」的工業，因為企業經營者也許缺乏識見、不願冒險或擔心研發費太高而不敢闖進新科技世界，政府因此可考慮在政策上甚 至以津貼形式鼓勵企業這樣做。
這種做法當然與「小政府」理念背道而馳，以西方國家的經驗，政府挑選工業（和工業家）鑄成不少錯誤（記得哈佛的波塔〔M. Porter〕教授八十年代出版的《競爭的優點》有專章剖析政府多如牛毛的失敗事例）；但在政府萬能、領導英明的國度，這種主張是大有市場的。
眾所周知，經濟學家雖非行政性工作，更無決策權，但經濟研究是決策的重要參考，如果林氏把促致中國經濟成功的方法引入世銀研究報告，意味中國的經濟價值 將左右各國特別是非洲窮國的經濟發展趨向，這當然強化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！林氏的新任命對中國有一定意義─意義比陳馮富珍當上世衞總幹事大！
二、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本欄以〈都是格林斯平惹的禍！〉為題，顧題知意，內容不必重複；文章見報後接獲三數讀者來函，提出不同見解……。筆者的看法周日獲 得「平反」。今年九十三歲、因為和佛利民合作撰寫《一八六七─一九六○年美國貨幣史》（和其他二本書及五篇論文）而名重公卿士林的安娜．舒華茨（Anna Schwartz, 1915-），終於打破沉默，接受倫敦《星期日電訊報》訪問，嚴詞批評格林斯平，要他對當前這場次按危機負責（must answer for）。舒華茨指格林斯平的「原罪」是在二○○三至○四年六月把聯邦基金利率壓低至一厘，在科網泡沫爆破後二年仍不把利率提升回市場水平，「等於聯儲局 鼓勵所有的投機活動！」 舒華茨女士一九四一年起便在國家經濟研究局（ＮＢＥＲ）紐約分局任職，是受各方尊重的學者，她痛批格林斯平，並非一時衝動，而 是學者理智之言。她和佛利民合撰那本書，便是以大量數據證明聯儲局錯誤政策導致三十年代大蕭條！
舒華茨指出，聯儲局必須對國人清楚交代經濟實況，同時承認本身的缺失並馬上糾正；如果格林斯平稱職，次按問題早已胎死腹中。
作為必須嚴守政治中立的聯邦儲備局主席，「最大罪行」是被斥責「協助政客遂其政治目的」。舒華芝雖然沒有直接指斥格林斯平為政客服務，但她的矛頭直指格林斯平失職，彰彰明甚。
在經濟環境許可下不斷減息，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，是不言而喻的；但在經濟強勁時仍不「收韁」，當政者自然歡迎，卻因此種下過度借貸、過度消費、過度投資，終於闖下大禍。舒華茨要格林斯平對當前的困亂之局負責，是大有道理的。
《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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